现存的进士登科资料(包含登科录、会试录、进士同年录、进士履历便览)未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达五十九科,共一百四十种,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数是何炳棣教授使用过的将近三倍,而且分布均匀,明代每一皇帝统治时期都有,大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举人的社会流动。何炳棣教授的《明清社会史论》讨论明清社会流动,根据的大量样本所作的计量分析,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巨著,影响中国社会史与明清史及东亚史研究甚巨。1966)、吴建华《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》(《苏州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1期)及研究韩国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崔永浩(Yong-ho
Choe)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
Dynasty Korea, 1392—1600(《朝鲜李朝初期的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》。

科举;社会流动;先生;研究;社会史论;进士;何炳棣;出版;教授;史料

何先生的《明清社会史论》,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,但无论论题的开创,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,获致结论的坚实,都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。《明清社会史论》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、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之划时代经典巨著。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,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。

何炳棣院士于2012年6月7日清晨7点11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,享寿95岁,从此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。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,后来转治中国史;他的研究领域很广,包括扬州盐商与商业资本、明清至民国的人口、明清会馆、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、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、北魏洛阳城的规划、明代土地数据、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、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他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。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,运用史料之精妙,方法与史识之独创,轰动史林,惊动万教,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。

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“汉学”,因为“汉学”是西方人“东方主义”(Orientalism)及其“欧洲中心论”(Eurocentrism)的产物,他们卑视汉学,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。因此,他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,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,要和西方史家进行对话。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,1965年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(James
Westfall Thompson)历史讲座教授,并于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(The
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)首位亚裔会长。

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,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。何先生的巨著《东方的摇篮:纪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》(Cradle
of the East: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
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, 5000—1000
B.C.)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以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与文献训诂互证,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,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;连撰写《西方的崛起》(The
Rise of the West: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
Essay),以强力主张这种说法著称的麦克尼尔(William H.
McNeill)教授也为之折服。向来不服人的李敖读完这本书后,也大为赞叹说:深觉其体大思精,乃真正“大历史”,其他同类中外名著,在这本巨著面前,“亦灰头土脸矣,佩服之至!佩服之至!”

何先生为人率真,不假颜色,很多人怕他。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,有浓厚的民族意识,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,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,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: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?何先生1979年底,在麻省理工学院
为中美建交举办的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发言,面对满场洋人学者,他独排众议,揭发研究中国的洋人学者的反华情结。何先生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,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,何先生决不示弱。十多年前面对“新清史”学者的代表罗友枝(Evelyn
S. Rawski)教授发表《再观清代: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》(“Presidential
Address: Reenvisioning the Qing: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
Chinese History”)
,否定汉人与汉文化对清朝国祚之作用,何先生像巨砲一样地雄辩反击。何先生说:罗友枝曲解他的论点。他认为,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、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,就在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文化和制度。

何炳棣教授治明清史,专攻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,是对准要害,掌握重心。他于1962年出版《明清社会史论》,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、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;根据这些史料,何先生作量化统计,分析社会流动;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,均远远超越前人,统计分析的样本,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,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。分析结果,以平均数而言,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%,清代则减至37.2%;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,则由明代的50%,升至清代的62.8%;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。清代,尤其清代后期,大行捐纳制度,富与贵紧密结合,影响力量趋强;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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